摘要：三、合宪性审查与适当性审查的区别 适当性审查不仅与合法性审查并列，也与合宪性审查并列。 ...
[1]著名的窑洞对话——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
3．安宁权与个人信息法益 在学理上对个人信息利益的独立价值未予充分认识之前，往往将其列为隐私权的内容加以讨论。[60]这说明，精神利益必须在精神安宁的层面上才能得到妥当阐释，精神利益概念本身即已接近了对精神安宁利益的赋权初衷，安宁利益的确权保护模式与纯粹精神损害救济模式有着实质逻辑上的贯通性。
在如何保护自然人安宁利益问题上，我国学界目前所做的专门研讨甚为少见。受理法院明确支持了原告人身损害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在各种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信息媒介侵扰已经成为侵害自然人安宁利益的最大杀手。过于宽泛地界定隐私权的内容，不仅有悖于隐私一词的文义，而且会破坏既有的具体人格权体系。如倪某某诉陈某某隐私权纠纷案（下称倪某某案）。
[38]同前注[22]，[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书，第70页、第99-101页、第714-715页。当自然人拥有内心的安宁、与别人之间的亲密感情和对亲人的爱戴时，即享有要求别人尊重其内心的安宁、与别人之间的亲密感情和对亲人的爱戴的权利，即内心幸福权。[63]这里的公法性的制度安排，用加斯顿·杰兹（Gaston Jèze）的话说，乃是指基于公共服务之规范且持续性运作的考虑所必要的制度安排。
这是一种明显的、自觉的、有意识的转用移植（transposition）。第三，由用户通过缴纳使用费获益。基于此，主观法律制度的适用应构成行政协议全生命周期的常态。这三种人的共同点是其权利受到贬抑，在法律生活中处于劣后的地位。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进入专题： 行政协议 平等原则 。具体而言，在实践层面，行政协议乃是行政主体主动进入市场、寻求与市场主体开展合作的尝试。
参见：André de Laubadère, Frank Moderne, Pierre Delvolvé, op.cit., point 411. [125] Christophe Lajoye, op.cit., p.327. [126] R77 du Code du domaine de lEtat. [127] Les articles 74 et 76 de lordonnance n° 2015-899 du 23 juillet 2015 relative aux marchés publics. [128] 当然，在备案审查的情况下，省长仍然可以进行合法性审查，若发现违法之处，应该立即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31]而意思自治，正构成了从十九世纪至今民法学发展的基石。行政机关为了执行职务，除必须具备法律手段外，还必须具备人的手段和物的手段。参见：Christophe Lajoye, op.cit., p.338-339. [129]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42]但是，这似乎又与国家主权的至上性存在矛盾：启蒙哲学家卢梭就认为，国家主权是完整的是不可削弱的，宪法学家埃斯曼教授也承认：显然，主权必须是不受限制的，[43]这一结论的自然延伸，就是否定了个人享有直接针对国家公权力的抵抗权。③ 只有当威胁采用的手段不正当时，才构成胁迫，这意味着若以行使法定权利为威胁，并不构成胁迫。（2）行政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均服从契约严守义务。此外，行政主体在行使单方解除权之前，应该按照缔结该协议时所要求的权限流程，获得有权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要约人在对方未接受时都有权撤回，若要约中规定了期限，则期限届满后才能撤回，通过要约与承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关系方得建立。上世纪中叶以来，政府采购及政府特许经营制度逐步改革，在坚持公开透明、强制竞争原则的前提下，一定程度地降低了筛选程序的形式性，以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的主动性。
[12] 本书书名的翻译采用王名扬教授于《法国行政法》中的翻译。[189]对于单方解除权的行使，行政主体也只能以相关公共服务不再存在或相关公共服务需要重新组织为理由，如2007年示范文本就建议，特许权人可以基于下述原因在协议期满前解除协议：或是由于永久性的经济或技术原因，维持该公共服务已无必要，或是由于特许权人认为应该采纳新的技术，进而需要重新组织公共服务。
[8]何谓商品经济的本质？马克思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的论断，正回答了这一问题：我在分析商品流通时就指出，还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情况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已经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因此，在必要时，国家必须介入，运用其作为公法人之权力而非合同授予之权力，强制合同相对人进行超出既有承诺的给付。毫无疑问，该公共服务已经委托它人经营，但其仍然属于公共服务。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行政协议中的双方当事人所各自代表的利益在质的规定性上确实存在差别，二者之间构成复杂的辩证关系，[202]申言之：以维护人格尊严为原点自然延伸出私人利益的根本性，但处于社会共同体中，我们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公共利益相较于私人利益的优先性。[13] E. Laferrière, Traité de la juridiction administrative et des recours contentieux 2ème édition, Berger-Levrault 1896, p.119. [14] Ibid., p.138-139. [15] 这里的工程采购协议，不仅涉及工程方在行政主体的指导下实施工程建设以换取价款的合同，也包括政府特许经营协议（Concession），即行政主体授权某一当事人用自己的资金实施公共工程的建设，而其获取的回报，则来源于对该公共工程的持续开发。下面，本文将分别探讨平等原则在行政协议之实践、理论及制度中的具体表现。
后者则以保障公共利益为核心，非当事人主观意志可减损、可动摇，如加斯顿·杰兹（Gaston Jèze）所谓之公法性的制度安排，其超越双方当事人之合意，而直接保障公共服务的良性运作，并对相对人之经济利益予以再平衡。还比如在CE, 27 nov. 1974, Société intercontinentale commerciale et industrielle, Lebon p. 593中，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认为，原告公司主张其对其能够承担的运输量计算错误，而这样的错误不能在本案中导致意思表示的瑕疵，进而不能导致协议的无效。
[10] 可见，在民法学者看来，市场交易关系中价值交换规律，构成了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的实践基础。前者以尊重当事人之主观意志为核心，乃渊源于行政法官对民事合同制度的借鉴，旨在通过促使并维护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合意，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共赢。
根据本条，概言之，行政主体解除协议后，除了对已经履行的部分承担支付责任外，对于依原协议未来应该继续履行的部分，应该赔付双方约定比例的赔偿金，这可以被视为对协议相对人未来待履行部分的预期收益的赔付，此外，与本协议之缔结、履行相关的其它支出也应该获得全额赔偿，但承建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此种国家主权-个人权利对抗模式下的自我约束理论，也延伸进入行政法，即形成了经典的命令-服从模式。
[56]这就导致了传统国家主权-个人权利对抗模式的崩塌。[41]如法国宪法学家埃斯曼教授所言：个人拥有先于国家存在，而高于国家权力的权利。[19]其特征之一便是：行政主体向私营企业寻求合作。结合这两个方面，本文希望能够辨明在行政协议中是否适用平等原则的问题，并进一步回答，如果适用该原则，其与民事合同之平等原则有何异同。
[95]此时，由于欠缺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订立的合同失去效力。比如在CE 26 sept. 2007, Office public départemental des habitations à loyer modéré du Gard, req. n° 259809-263586 中，廉租房管理局从一家土地整治及建设公司（SATECO）购买一块土地拟建设廉租房，然后又与该家公司谈判签订了对该片地块进行土地平整以达到建设施工前的基本要求的协议，并支付了平整费用。
[39] （二）公法上的法律地位平等 在公法上，公法关系主体乃是国家与个人，他们的人格地位也经历了由不平等到平等的转变。[35]王利明教授也曾指出：民法典应当将对人格和人格权的尊重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法国，应由部长代表中央政府签署行政协议，并且行政协议的标的应该属于本部门的分工领域。正是由于价值交换规律的客观存在，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关系必然表现为平等关系，而民事法律规范就应该对此进行确认，把这种客观规律上升为主观法则，即平等原则：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
委托经营代表一种间接的管理方式，而这并不等同于放弃或抛弃。比如在1859年，法国第二批铁路网线的建设和运营就采用了政府特许经营模式，政府不得不通过为项目公司的借款利息提供担保的方式，来交换获得对项目开发的技术和财政控制权。[199] Laurent Richer, op.cit., p.226. [200] CE Sect. 27 octobre 1978, Ville de Saint Malo, Rec. p.401. [201] R. Noguellou, « La fin du contrat, éléments de comparaison entre le droit public et le droit privé », in Contrats publics, mélanges en l'honneur du professeur Michel Guibal : Presses de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Montpellier, 2006, p. 364. [202] 罗豪才，见前注[82]，第44页。基于此，规范行政协议活动的法律制度，并不同于以协调私人利益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民事合同法律制度，前者必须能够恰当地协调行政协议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
[168] 在过去的实践中，以不诚信之行为破坏契约的履行时有发生，比如在2009年12月28日的Commune de Béziers案中，一方当事人提起履约诉讼，要求对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而另一方当事人主张该协议在缔结时存在违法，因此要求法院认定协议无效，从而逃避己方的合同义务，[169]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认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不能为了规避合同（义务），而主张某种其在过去不可能不知晓并且在合同尚未妨碍到该当事人时其并未主张的瑕疵，因为这样的行为违背了合同关系忠诚原则。[17] Christophe Lajoye, Droit des marchés publics 4ème édition, Lextenso Gualino 2009, p.13. [18] Gaston Jèze,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administratif : Théorie générale des contrats de ladministration, Formation, Exécution des contrats, Première Partie, M.Giard 1934. p.66. [19] André de Laubadère, Frank Moderne, Pierre Delvolvé, Traité d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Tome 1, 2e édition, LGDJ 1983, point 227. [20] 第一，行政主体向私营企业寻求合作。
由此，国家作为主权者，其目的只能是保护个人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国家虽然享有公权力，可以限制每一个个人的行动，但这种限制必须局限在为保障个人自由行使其权利所必需的程度。但另一方面，若主观法律制度不足以恰当地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特别是随着情事之变迁，导致双方之合意严重有悖于公共利益时，行政协议就需要适用客观法律制度。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42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转引自，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页。（一）民事合同中的交换关系平等 就民法平等原则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民法学者在论证以平等主体为标准划定民法调整范围时，就曾指出：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这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
